出版:《失忆与记忆-张晓刚》，程昕东出版公司，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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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张晓刚
张晓刚无疑是中国前卫运动中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从1980年代初至今，一直活跃在当代艺术的舞台，有人说张晓刚是见证历史的画家，从他的身上可投射出中国二十多年新艺术发展的过程。
张晓刚出生于官员之家，在其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他亲身经历了这段纷扰的年代。父母被下放期间，母亲教他画画，激起了他对绘画的渴望。文革后期他被下放到云南农村，这些经历都牢牢地烙印在他记忆深处。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他，受到正规的学院教育，学习苏派绘画，并同时受到西方艺术的吸引，尤其钟爱梵高、高更和达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遂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风格。1980年代后期张晓刚迷恋上少数民族的题材，画了一大批西藏人与维吾尔族人的画像。1990年代初创作出一些作品反映受天安门事件所冲击的年代，期间他企图摸索艺术的出路，找寻自己的定位，近六年时间他中几乎只画与死亡有关的作品，在“生存还是死亡”的永恒之题中思考着。十年间，他在不同风格之间变换着，寻找着个人语言。直至1993年的一次偶然，他被家中收藏的旧照片所触动，开始创作“全家福”系列作品。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艺术家的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张晓刚的主要作品有：《全家福》系列、《天安门》、《血缘：同志120号》、《大家庭》等。
《大家庭》系列作品之前我是不断追求变化的艺术家，总在寻找一种突破的可能性。 那会儿的艺术追求方向不是特别地清楚，《大家庭》以后好像有一种“东西”开始清楚了，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的艺术与我个人气质、心里结构、受到的教育等等这些我敏感的东西保持密切的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创作，我发现自己对正在发生的，或是将要发生的事不敏感，过去的事反而会慢慢地体会其中的微妙。”
—张晓刚
在当代中国具有广泛知名度的艺术家中，张晓刚是一位独具特色而又不断演变的油画家。
在经历了充满梦魇的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之后，以1993年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经验”画展》为起点，张晓刚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以中国生活中常见的家庭合影或个人登记照作为素材，画了一大批木然、死寂而又俊俏、标致的人像。其形象是中性且无个性的。从衣着、发式、佩饰等均可见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痕迹。这些人像不仅在装束和表情上和我们保持着历史的距离，而且以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顽强地注视着我们，试图触动我们深藏于内心的伤痕。背景的晕染是含混的暖昧的，突如其来的光斑是异样的和魔咒式的，张晓刚把最市俗的炭精画像技法作了有意思的转换，通过画面上的揉擦，创造了特殊的视觉效果，一种灰蒙蒙的质地感，仿佛是历史灰尘永远笼罩着整个画面。
他的作品把建立在血缘家族制度基础上的历史问题引向当代，以个人特殊的精神体验来指证社会病态，在最直接最通俗的图式中，象征性地提示我们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的时代。
张晓刚对意识形态和流行文化的批判性不再是一种观念的表达，而是具体化为个人，家庭的历史经历和生活状态，可以说张晓刚真正找到了艺术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切入点，即感觉对象的实在性和具体性。他不是把社会现实和文化状态的感受简单地加以反射，而是通过中国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向内心追求，以肉身化的深度体验和特征化的综合语言去维护精神的独立性和发出疑问的权利。
不管张晓刚是倾向个人还是倾向社会，他都是一位内心独白式的艺术家，冥想、沉思、孤独自语，即使有某种通俗性，他也摆脱不了深度的纠缠。当他在生活中不时以肤浅作为包装时，其作品的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却有增无减。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注定了这一代艺术家难以有玩世的轻松和娱乐的调侃。当代文化并没有提供取消精神深度的真正理由，即使终极已被消解——人类精神追求的光荣而又徒劳的顽强性，本身就是对人的证明。
—王林
《大家庭系列之童年No.2》，画面中一小女孩站姿端正于一间阴冷、昏暗且毫无装饰的灰色屋子里，手捧那个时代特有的印刻着红色五角星的伟人语录。黑白的油画人像映衬着女孩“红、光、亮”的脸，小女孩本该天真烂漫的年龄映衬着人物虚幻、呆板、空洞的面部神情。不同于初期描绘“大家庭”的集体照制式形象，画家中后期的画面中出现了单人形象，但仍然反映出特殊年代里刻意营造的万众一心，人物脸上不同位置出现的斑块，象征着不同的痛苦痕迹，一条象征血缘关系的红线，牵连着画内画外的彼此，张晓刚想要表达的是家庭成员之间说不清道不明既脆弱又坚固的永恒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