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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一枪只是我投的一个石子而已，而它溅起的水花之大，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之下的产物。
—肖鲁

中国现代艺术展
高名潞 “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对1985年以来的新美术运动的整体展示和检验。186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的艺术家展示了297件作品。展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三层楼的六个展厅。我是这个展览的发起者和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亲身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筹备过程。 其间遇到了难以言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但是，在艺术家、批评家、作家和企业家，以及体制内的开明人士的支持下，这个展览终于在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其规模和意义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在开幕式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庄严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现代艺术展今天开幕了！”这个展览一开幕就引起了轰动，全世界的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展览。不论是出于哪种角度的评价，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情境中成为一个最敏感的标志之一。 这个展览展示了1985年到1989年。今天，几乎所有最著名的艺术家都是从《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艺术展确立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蓝图。而很多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展的艺术家被写入历史，他们的作品因此也成为历史经典。 但是，肖鲁的开枪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展中最具影响的事件。1989年2月5日，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肖鲁的作品位于中国美术馆的一楼东厅的进门左侧，处于最为显眼的地方。她的两声枪响立刻震惊了中国美术馆和美术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报道了该消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谷邮报》香港《申报》以及欧洲的大报都报道了肖鲁的枪击行为。国内的所有报纸和媒体也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在新闻传播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像肖鲁的这件作品那样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 总之，《中国现代艺术展》以它出现的历史时刻、它的参展艺术家以及它所发挥的特定历史作用决定了它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

中国美术史上的枪响
1989年2月，高名潞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了王广义、丁方、舒群、张培力、徐冰、吴山专、黄永砯、谷文达、张晓刚、毛旭辉等186位艺术家的293件作品。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绘画、雕塑，出现了包括装置、行为、摄影、录像等多元丰富的表现手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批评家组织策划的大型艺术展，也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前卫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在这里发生了转折，首次大规模地汇聚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艺术家作品。首次将地下艺术运动引入公众展览的视野并与社会有效互动，首次与官方艺术机构和主流艺术形态面对面碰撞，它标志着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结束和90年代当代艺术的崛起。 1989年2月5日上午11时左右，也即“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不久，肖鲁面对她的装置《对话》，用一支左轮手枪发射了两枚子弹。装置作品《对话》是两个用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面分别放有一男一女打电话状态的等人大的照片。电话亭之间是一玻璃镜，第一枪击中玻璃镜，第二枪擦过铝合金框边击中玻璃。枪击事件之后，展览被迫休展，并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广泛关注。此后, 肖鲁与唐宋因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在此期间,两位艺术家向有关部门人员解释了作品的意图:开枪仅仅是为了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后完成,从而实现艺术的完整。

一声枪响 — 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对话》的解读(节选)

高名潞

肖鲁的作品《对话》出现在1980年代末，它是肖鲁1988年的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作品。那时中国青年艺术家正在尝试用各种媒介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新的艺术观念。肖鲁的装置作品大胆地运用生活中的原型——电话亭作为她的作品题材。它由两个电话亭和中间的一个红色电话组成。在1980年代，电话亭在大城市中刚刚出现，它是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人从家庭空间走进公共空间的象征。一对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电话亭打电话。电话亭立在铺满地面的水泥方砖上，暗示这是发生在街道或者广场等公共空间中。观众从精致制作的铝合金电话亭和意气风发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中马上领悟到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然而，这件作品并不试图简单化地描述作者所看到的街头一景或者再现了一对男女青年的私人对话片断，相反，艺术家试图通过这种逼真的波普手法揭示一种对话和交流的矛盾性。它不仅仅是个人之间对话的困难和矛盾，同时也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 由于这件作品是浙江美术学院应届毕业创作的佼佼者，所以，它立即被发表在1988年第10期《美术》杂志的封底，因此也很快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然而，如同其它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品一样，《对话》的内在艺术观念和多重语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为，当肖鲁出人意外地在中国美术馆 ——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向着自己的《对话》开了两枪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引入到作为“政治”事件的“打枪事件”，而不是肖鲁的《对话》作品的内在逻辑本身。 作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肖鲁的打枪行为与她的装置《对话》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打枪是肖鲁对装置部分的《对话》的补充和完成。没有枪击的破坏，就没有《对话》的终结。然而也正是肖鲁“枪击”的行为引发的轰动事件使人们忘掉了肖鲁个人以及她创作的初衷。也正是这个轰动的事件随即在肖鲁个人和时代精神之间立即划上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 肖鲁在做完她的《对话》装置之后，就曾经产生了在它的光洁的表面打一枪“破坏”一下的想法。当肖鲁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的开幕式后开枪时，人们立刻想到的是行为的暴力感和对法律的挑战。因为，中国公民不允许携带枪支，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开枪。哪怕是做艺术或者游戏。所以，很自然，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会立即想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肖鲁的打枪冲动一是来源于一种她对现代性的质疑态度，即，用打枪的暴力破坏现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质感（具体而言就是电话亭的光洁表面和铝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对个人的悲剧遭遇发出的怒吼。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这处女的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无论是幸福还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笼罩在这个最初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在肖鲁的内心深处隐藏了近20年，正是这个阴影，使肖鲁在中国美术馆枪击自己作品之后，在“打枪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轰动之时，她无法面对自己的作品初衷而失语，并且在一直沉默了15年后再次爆发。 肖鲁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来自于活生生的中国的现实，这个作品也活生生地再现了在一个老一辈传统艺术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后代，如何走上了叛逆的当代艺术之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 肖鲁又品尝到了作为社会的艺术和作为感情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故事本身不但是特定的、极为个人化的感情叙事，同时她也是一部悲剧性的社会叙事。但是，在不了解肖鲁的个人经历和打枪的全部原因时，贸然地解释肖鲁枪击的社会性具有简单对号入座的危险性。肖鲁的矛盾、困惑、伤感和愤怒是通过打在《对话》装置上的那两枪揭示出来的。两枪都打在了电话亭子之间的那块镜子上，通过镜子肖鲁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肖鲁是向着自己打枪的，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杀”。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这对话的障碍，在艺术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对话的沟壑。通过对肖鲁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始末和十几年来她的生活经历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肖鲁不是在做一件通常的艺术作品，比如一件装置或者一个行为，肖鲁是通过《对话》在述说她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的专挚态度促使肖鲁创作了枪击《对话》这件作品。而且在我看来，肖鲁迄今实际上只做了《对话》这一件作品，这是用她的全部心血和情感做的作品。但是，我感到，它似乎还没有完成。肖鲁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它，人们也会以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它。

正视《对话》

2004年，“美术同盟”网先后刊登了肖鲁就“89现代艺术大展”写给高名潞的信，以及高名潞给她的回信。在这些信件中，肖鲁表示，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由肖鲁和唐宋共同创作的那件作品，其实是她一个人的创作,与唐宋无关。这对美术界来说，无疑是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对话》这件作品，已经被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署名权的改写同时也意味着历史的改写。 肖鲁自己没有想到澄清这个事实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之后一年半的时间，她把自己关在家里，通过写作的方式与外界断了联系。而通过手中的笔倾诉出那一声枪响对自己半生的影响之后，她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二十二年后的今天，肖鲁彻底打破沉默，在2010年11月14日发行同名《对话》自传小说，除了人名是虚构之外,一切事件都历历在目。用肖鲁的话说,“我必须真正面对这一枪”。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生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 肖鲁无意间扮演了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美术史上永远留下了那两声枪声。